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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在“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过程中，我们无需一见有反弹迹象就灰心泄气，更不能为了保持零新增而故意漏报瞒报，乃至试图掩盖真相。这种为了面子而丢掉里子的做法，最令公众担心和反感，对防控工作不是助力而是阻力。 


　　其次，后见偏差非常不利于正确评判决策者的决策行为，因为观察者倾向于根据事件结果而非决策过程的合理性来进行评判。社会心理学家戴维·迈尔斯对此曾举过一个经典例子。在“9·11”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参议院的一份调查报告列举了不少有助于预测袭击的重要线索，结果导致人们对反恐机构大加指责——在线索如此清晰的情况下，“为何不把这些有用的线索联系起来呢？这些笨蛋在干嘛？”其实，看似十分清晰的线索仅在事后才显得很刺眼。在事前，那些点滴有用的信息被堆积如山的无用信息所包围——是的，在“9·11”事件发生之前的六年中，竟然有68000件事情让反恐机构毫无头绪。

　　今年全国入汛日期为3月28日，较常年提前4天。全国主要江河来水总体偏多，南方当前主要江河水位较常年同期偏高。3月25-28日，南方大部出现今年以来最强降雨天气过程，14个省（区、市）出现大雨或暴雨，重庆、广西等局地出现大暴雨，引发洪涝和地质灾害。一季度洪涝和地质灾害共造成重庆、广西、湖南等13个省（区、市）29.8万人次受灾，5人死亡失踪，3500余间房屋损坏，直接经济损失2.9亿元。同时，云南旱情较重，滇中南和西南的玉溪、临沧、普洱、西双版纳等地出现城市供水、农村人畜饮水困难，玉米、甘蔗、茶叶等作物不同程度受灾。截至3月底，云南旱灾共造成123.8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126千公顷，饮水困难大牲畜近11万头（只），直接经济损失5.2亿元。


　　比如封锁在何种信号下应该执行，如何保证封锁的是最小范围，集中医疗资源应该有几级预案，何种情况下调动哪些地区的哪些医生？社区干部和政府机构的人员能否进行定人定岗的提前培训和演练，保证问题发生时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新岗位上做到来之能战？从流调到ai诊断，新科技能否抓紧完善并在某些地方进行深入的实操？把这些细节想好了落实了，我们面对新冠病毒心里就越来越有底了。

　　日前，美国媒体《纽约时报》在其社交媒体官方账号上发布了一则关于中国防控疫情措施的报道，阴阳怪气地指责武汉封城的做法“让人民付出了生活和个人自由的巨大代价”。


　　三是在优化营商环境上展现新作为。树立“产业第一，企业家老大”理念，落实“津八条”“和平20条”，打造政企互通服务信息化平台，建立“马上就办”机制，设立书记、区长接待日，定期召开企业家座谈会，落实“海河英才”计划。

　　第七条 省级教育部门落实国家关于高校教材建设和管理的政策，指导和统筹本地区高校教材工作，明确教材管理的专门机构和人员，建立健全教材管理相应工作机制，加强对所属高校教材工作的检查监督。

　　被新冠病毒杀死，还是让经济危机饿死？这样的一个二元悖论绝不是未来公共卫生政策的选项，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确保社会繁荣和公众健康的双赢选择。两个月以前，“封城”“停摆”这些简单直接的“霹雳手段”背后是保证社会能够尽快回复正常的唯一有效方案，其实施起来可能更多依赖魄力和政府的强力执行，并不需要特别复杂精细的协同和沟通。而一旦我们开始面对病毒的重来，应对方案的选择必然是一个精准的、跨部门跨学科的、从政府到公民各自承担责任通力协作的复杂方案，“治大国若烹小鲜”，这是对现代社会治理的更综合考验。

　　像武汉市环卫部门对方舱医院根据需要，共设置移动公厕1619座，为了保证移动公厕的运行安全和防止二次污染，每天出动作业人员90人，作业车辆24辆，严格按照技术规程，对方舱医院产生的粪便就近集中处理，进行二次消毒杀菌，所以整个公厕的管理在疫情期间都是非常严格的。

　　如前文所述，流行病调查和快速诊断是抗击传染病的传统武器，前一阶段人工智能技术在这两个领域的应用已经崭露头角，能否由此出发，彻底重构相关的疫情研判和防治流程？社区工作者、机关干部下沉一线是中国的宝贵经验，能否将此扩大？使得医护人员和志愿者的转岗、培训，社区工作者的危机分工等工作能够形成明确教程和方案，进行大规模的培训和多场景演练，让城市的疫情抗击者们做到心中有数，必要时放下工作就是一位专业的抗击疫情的战士。能否使我们的城市和社会能够在疫情来袭的时候，弹性募集绝对优势资源和兵力，快速、最低成本地解决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