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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新冠病毒杀死，还是让经济危机饿死？这样的一个二元悖论绝不是未来公共卫生政策的选项，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确保社会繁荣和公众健康的双赢选择。两个月以前，“封城”“停摆”这些简单直接的“霹雳手段”背后是保证社会能够尽快回复正常的唯一有效方案，其实施起来可能更多依赖魄力和政府的强力执行，并不需要特别复杂精细的协同和沟通。而一旦我们开始面对病毒的重来，应对方案的选择必然是一个精准的、跨部门跨学科的、从政府到公民各自承担责任通力协作的复杂方案，“治大国若烹小鲜”，这是对现代社会治理的更综合考验。

　　对于基层政府工作人员而言，“战时状态”意味着没有固定上下班时间、没有周六日，24小时待命。唐文波说，在疫情期间，这就是他们的日常工作状态。

　　记者追踪调查武汉市近期几个新增确诊病例，发现临床表现上有的患者同张某某一样，没有发热咳嗽等症状，但由于ct检查结果显示肺部有感染，被计入确诊病例。比如，武昌区15日一个新增确诊病例，排查发现血清抗体阳性，患者没有发热、咳嗽等症状，ct检查肺部少许感染。



　　大约2010年前后，随着各级疾控中心的改革，疾控中心原本承担的公共卫生职能，比如预防接种等任务，下放到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这使得社区的精力主要在公共卫生服务上，看病接诊的能力有所减弱。据武汉红十字会医院院长观察，在江汉区所辖的12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里，有一半都没有开设病房，有一半是把病房做了养老院。

　　张文宏：我们也看到中国武汉以外的大多数城市、地区，它整体上的一个病死率都很低。特别是中国的浙江，我记得在浙医救治病人当中无一人死亡。有请李兰娟院士再介绍一下中国在救治重症病人当中有哪些好的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

　　对于无症状感染的两种情形来说，上述感染和潜伏期实际都是必经阶段。那么最终有无症状则取决于炎症反应是否超过了一定的阈值。这个阈值实际上对应的是被病毒感染入侵的细胞数量，但其复杂之处又在于这个数量在不同系统、不同部位（上呼吸道或下呼吸道）是不同的，甚至不同个体间也有差异。但总体而言阈值是由病毒的毒力和机体免疫应答反应共同决定，并且是由两者之间更强的因素占主导。




　　据澎湃新闻此前报道，武汉市中心医院伦理委员会成员刘励因感染新冠肺炎，不幸于3月20日上午离世。刘励系该医院肝胆胰外科主任蔡常春的妻子，两人一直在医院工作。